Review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Jewish Con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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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Jewish Conon’ , Timothy H Li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最近, 作者林主榮教授(Pro. Timothy H. Lim)在香港有三個講座, 內容主要是圍繞著他在2013年出版以上的這本書, 討論有關“正典”和死海古卷雙重、分等次的權威課題。在當時講座的提問時間部分,席上有人詢問是否可以用聖經提摩太後書3:15來解釋3:16 “聖經” (All Scripture, or Every Scripture)呢? 教授的回應指出這個課題是由第三者; 即歷史的角度來討論“正典”這個課題, 不是以聖經文本來解釋; 另外也有人繼續詢問“正典”若是仍然開放(open), 又或提摩太書不是保羅所寫, 那麼會否是變成了另一種新信仰(問者用英文:New faith!)。筆者相信這些問題的背後都是對歷史研究的方法和 “正典"如何形成討論不明白所致, 因著有些人對啟示有既定固有的觀念所影響, 面對歷史資料和聖經”正典”形成的過程, 顯然不能只說有聖靈的帶領就略過歷史資料的證據。

在第一世紀的歷史中, 並沒有所謂“正典” 這個字眼或觀念, 也沒有完整排列次序的經卷名單, 所以問題是那一個時間希伯來聖經或舊約的書卷被封存(closed)成為 “正典"呢? 這種封存若是指在書卷的數目上, 這個過程是怎樣發生的呢? 猶太人本身是否已有獨立的經卷正典(例如律法書或五經之類), 又或者在不同的群體中有自己的 “正典"的經卷呢? 新約經文中所提及到 “經上記著說”、“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等, 這些時字眼背後所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這些課題的研究有助我們更加了解 “正典"是怎樣的一回事和正典化的過程是怎樣, 這對於聖經的詮釋, 和在歷史文化處境上有何含意, 會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也幫助我們理解聖經與其他文獻的關係。

 

兩個主要的假設:首先, “正典”若是由有權威性的信仰群體逐漸確認和封存的, 可以說是一種正典化的過程, 時間不是一朝一夕, 是一段稍長時間。另一個假設的看法是認為 “正典"是官方或權威性的信仰群體在某一個時間或會議中訂定的, 包括經卷的內容和數目。作者則認為後者的假設沒有足夠的資料作為這假設的論據。

 

作者所研究的結果認為, 信仰所要區分的不是正典與否, 而是當時有大量經卷被人認為是有權威性, 例如禧年書, 馬加比書等,而且對這些經卷有不同的稱呼, 例如: 經卷, 摩西的書, 律法書, 等等。

作者認為“正典"的意思是指在數目上的限制, 而不是要把那一些經卷決定訂立為“正典”, 作者認為經卷數目的定型, 才算是“正典”出現的意思。早期多個群體對某些經卷相信是有權威的, 但各個群體所認為有權威的經卷雖然是在部分上是相同, 但有一些經卷卻不是每個群體都認同, 例如昆蘭群體所認為有權威的書卷和法利賽猶太人所認為有權威的書卷的有所不同。

“正典"數目的外型出現,最早可能是在第二世紀。約瑟夫是第一個清楚列出有22卷的“正典", 並且認為每個猶太人都認為這些經卷是神的律章(decrees of God), 若有需要甚至歡然為此而死。(to abide by them, and, if need be, cheerfully to die for them)。其次在 Mishnah Yadayim 中質疑對傳道書 雅歌 在聖卷的地位, 在拉比文獻中也記載了對便西拉智訓(Wisdom of Ben Sira)爭議路得記 以斯帖 地位上。拉比正典約在 200C.E. 封存(closed), 但作者提及學者Philip Alexander的說法, 認為拉比的正典(Rabbinic canon) 甚至一直去到中世紀(middle ages)才封存。其間, 先知書和聖卷(Writings) 的所出現的次序仍有變動, 並未有定型, 一直要到St. Persburg codex (1864)和 Aleppo codex(10 C.E)才出現完整的正典的外型。拉比正典封存後的數目為22/24卷, 相信封存的原因是因非猶太人的因素影響, 例如約瑟夫和其他的歷史記載者等, 都有不同的記載不同數目的經卷, 所以拉比正典才訂定下來回應不同的描述。

拉比猶太教被基督教所影響,拉比認知新約書卷的存在。Peter Schafer 認為在拉比的文獻中的耶穌, 其實是反基督徒的, 為的是抗衡新約中的敘述記載, 可能因此最終帶來拉比猶太群體和基督徒猶太群體的分裂。第二世紀的便西拉智訓的序言中, 拉比的正典大約與希伯來聖經經卷數目相同, 只是沒有路得記、雅歌、以斯帖但以理書 四卷, 雖然如此, 拉比認為這正典仍未封存(closed)。馬加比的猶大(Judas)也嘗試收集在戰爭中破損的經卷,但沒有詳細內容和數量的資料。而死海古卷的群體除了五經 之外, 有一些先知的經卷, 並有另一些聖經以外的詩篇等, 被被認為有權威性, 但也沒有一個數目訂定。約瑟夫對愛色尼群體描述中, 看到他們對這些經卷有一個雙重的權威,就是律法和先知書。第二世紀時,亞歷山群的猶太體(the Jewsih Alexandrian community)擁有希臘文的五經 亞里斯提書信(Letter of Aristeas), 便西拉智訓  在 “the praise of the fathers” 中, 第39章和序言, 顯示出希伯來聖經的所有有權威性的書卷, 看來他們有七十士譯本 的底本(the orighins of the Septuag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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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 在歷史資料中找尋 “正典”的初型, 並不如想像中的簡單, 就算後來的東、西方教會也有爭議, 在宗教改革時, “正典”經卷數目, 也重新被確認, “正典”的權威性是來自信仰的群體, 所以作者說:聖經是神的默示, 卻是人的正典。那麼啟示是封閉或是開放呢? 作者在講座中舉了五旬宗教會的例子,有信仰群體用聖經正典, 但仍相信今日神在某程上有啟示, 目的是反省信仰群體對啟示和正典封存的關係。教授認為我們可以把其他有權威性的文獻作為聖經以外的閱讀和參考, 不必改動聖經的正典的原型。

 

最後,本書的作者在“正典”這個問題的努力,從歷史資料的考究, 澄清了以有權威性的書卷的觀念來代替常用的“正典”說法, 對討論“正典”化的過程極具參考的價值。本書末後有五個附錄,是比較和列表出不同版本“正典”書卷的名稱、數目和簡要註釋等, 一目了然, 這些參資料對想深入了解的讀者會有很大的幫助。雖然在閱讀上讀者會發覺在本書某些地方有重複語句,或許作者想再次提醒讀者相關的觀念。在行文上和討論上, 本書條理分明, 也沒有特別高深的專門用字,討論焦點集中,使讀者不會迷失,閱讀其間會發現自己對其他典外文獻會更多了一些認識和理解,是閱讀這本書的另一個益處。誠然,這實在是一本扎實研究正典形成的好書,也為這方面的研究立下了重要的基礎。

About pastor Kenny Cheung

我是一位牧師,牧養一間小型的堂會,閒時, 會回到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進修,到這個年頭可以再讀書,是一件快樂的事。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妻子和兒子是我幸福的根源。我喜歡音樂、電影、閱讀和旅遊等。你若問我:餘生有什麼真正想做的事?我想,我會渴望成為神的話語的學生、作基督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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